视为“重文轻武”的典范，但我一直不认同。“杯酒释兵权”是历史必然，总比刘邦的“铲除有危险者”、朱元璋的“一勺烩”强多了。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无奈，也有对军人的理解。

　　五代时期，各个武将都是拥兵自重的，大将领下面中将领，中将领下面小将领。这就很像东周时期的天子下面有诸侯、诸侯下面有大夫、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样，都有各自的圈子儿。赵匡胤某种程度上只是“势力最大的一个”，而非仅有一个。这是他的无奈。

　　问题好在所谓的“义社十兄弟”（赵匡胤、杨光义、石守信、李继勋、王审琦、刘庆义、刘守忠、刘廷让、韩重赟、王政忠）还都没有“二心”，给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几位“荣华富贵”防止做大，这是一个好的办法。宋仁宗时代的“重文辱武”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间的“武将乱国”，直接源头就是“澶渊之盟”。因为，“澶渊之盟”使得被北宋朝廷面临“合理性”的质疑。

　　什么叫“合理性”？合理性不是合法性、正统与否，后两者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观念。“合理性”任何时代都管用，也就是你这个朝廷是否完成了“保民、让民众有尊严且幸福地活着”。

　　“儒生堕落”也是一步步的，在宋仁宗时期，儒生掌握了巨大权力，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，对民之疾苦、对战争的把握、对朝政的处理等都没有什么经验和能力，因此，必然大放权于儒生；一方面因为宋仁宗时期对儒生的放纵，使得儒生愈发为了自身的统治权力，以“为民”为口实，打压武将。武将存在的价值就是“保疆土、复国土”，在宋辽情形下，武将意图再次北伐、强硬对外，那是肯定的。因此，儒生主要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武将了。

　　为此，“重文轻武”在宋仁宗时期变成了“重文辱武”。宋仁宗时期，文臣集团因为“澶渊之盟”后政治发展得到了好处，因此，对收复幽云地区根本不在意。宋仁宗则以“孝”开始巩固自身地位，将“澶渊之盟”后的放弃历史责任行为固定化。

　　以“庆历增币”为例，当时的掌权大臣基本上都认为“澶渊之盟”既然签订，就应该遵守。从这时起，北宋统治阶层就彻底放弃了传统故地。至于有人拿宋徽宗时的北伐说宋朝从来没有忘记过“收复失地”。

　　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的问题，说到此处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将，狄青。

　　狄青字汉臣，汾州西河（今山西汾阳）人，是一个宋代少有的军事奇才。宋仁宗宝元初年宋夏战争爆发，狄青应召从军抗夏，由于英勇骁战，很快就从一个小兵成长为先锋。他既身先士卒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又智勇双全，屡战奇功，因此威震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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