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很多，没有什么固定的下班时间，也没什么闲工夫再去星巴克乱晃，只有每天在七点半的地铁上被早高峰的人群推搡着的时候，才有自己还算是个上班族的规律感。
这期间偶尔我会在车站遇到宋与眠，偶尔不会，互动的内容也渐渐从匆匆的一声招呼，演变到了寒暄两句日常，不得不说这也治好了我那么多年起床困难的毛病——虽然我们之间在那以外没有再跟彼此多说什么，可想到每天能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可以见到宋与眠，我就觉得生活还挺有盼头。
就像是海面上的浮冰慢慢地融化一样，我和宋与眠之间的隔阂好像也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淡去了不少，偶尔聊起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还会劝劝她回家，虽然每次都被她格外寡淡地敷衍了过去。
我们谁也没提关于我们之间该怎么样的事，但却又默认这样顺其自然的靠近，就像是沉浸在这毛茸茸又有些百爪挠心的缥缈暧昧里，星星点点的小确幸固然让人雀跃，可微妙的拉锯里我们谁也没有先开口为这段关系下一个定义。
我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后知后觉的想到这个问题，但对于我们的家人的看法，对于我们还能不能有未来这件事上，我还是没法坚定地相信——当然，这动摇不是来自宋与眠，而是来自我对自己的不信任。
正当我为这些残酷到可怕的现实因素烦恼时，我的工作再一次帮我做出了选择，随着拍摄进度的推进，主角们一路向北进军了更大的平台——北京，而我们拍摄的取景地也理所当然的从上海变成了北京。
十号线铁道爱情故事还没能捅破窗户纸就被快进到了分离的阶段，我那刚活过来的少年人的心一下子又被撕扯的七零八落，最后一天在上海拍摄的上班路上，我特意上了宋与眠常坐的那节车厢，人山人海里我挤到宋与眠的身边，在她有些惊喜的目光里，抹了把鼻子，艰难地开口:“那个，宋与眠。我们要走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。”宋与眠微微皱起了好看的眉，“你们是什么意思？要去哪里？”
“就是，以后我们就不在这里拍摄了。”我解释道，“剧组要去北京，拍完再回上海，估计要到年后了。”
宋与眠好像有些失落，但也没维持多久，到站后我们一前一后坐着扶梯出站的路上，她想起什么似的，问我:“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我说:“后天吧，今天最后一场戏了。”
宋与眠哦了一声表示了然，说:“明后天我都上班。”
我期待地眨眨眼，等着她的下半句。
结果她说:“不太好请假，你照顾好自己。”
我那又一次自作多情了的心咚的一声掉进了湖底，但我已经是不动声色的大人，所以也没把失落表现得很明显，只是顺着她的话客套着:“嗯，你也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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