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外衣,故“以儒为表,以法治国”便最受统治者的欢迎。
而对于商道,可以说,在华夏这块土地上,在整个封建社会历程,从来就没有重视过。
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其实杨帆也不知道根源,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独尊儒学这么简单的原因。
或许可以归结为大多商人重利为世人说不喜……
可这样也说不通,要知道,即使其他杂学也很不受待见,但还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。
整个封建社会,医学大师、农学大师不说随处可见,但还是有不少的,唯独古代的“企业家”却罕有留名者。
在杨帆看来,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跟封建社会的眼界和偏见有关。
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,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,学习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道。
对于商道这些小道当然是瞧不起。
杨帆之所以敢于将商学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,自然要打好腹稿应对疑问。
儒家子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臭毛病可不是学了八股文之后才有的。
因为儒家学说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,是受到了阉割版的‘圣人’思想影响的结果。
如今杨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商学(经济学)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,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在杨帆看来,即便不能将商学作为科举的主科之一,亦要将之添加进去,让天下百姓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。
于是杨帆反问道:“请问魏老,你说我们大唐是否只需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才?是否读圣贤书的人都能忠君爱国?”
没料到杨帆会如此反问,魏征略一沉吟,说道:“不可否认,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贡献,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读圣贤书者,大多属于忠君爱国的青年才俊。”
似乎早已料到魏征会如此回答,杨帆笑着问道:“既然读圣贤书者并不一定都是忠君爱国之辈,若我们只在乎四书五经这种高大上的东西,从而忽略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道,岂不是有失偏颇?”
“更何况,若忠君爱国的先决条件便是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儒家典籍,那岂不是有悖于平等、仁爱、包容的圣人之道?”
“而且魏老也说了,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忠君爱国的年轻才俊,但只读圣贤书的年轻才俊并一定能治理好国家,我们何不让一些‘杂学小道’为帝国效力。”
这番话让众人震撼不已!
因为这是他们一直都不敢想象的,已经颠覆了大家的认知。
长孙无忌顿时插话道:“忠义侯,你年轻见识少,考虑不周也理所当然。”
“学习四书五经不一定忠君爱国,但是不学习四书五经大抵都不知何为忠君报国。”
“所以,我认为以四书五经儒家典籍为考试的主要方向,方才是重中之重。”
“至于商道,实乃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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